对于不少还在期待买房的年轻人来说，这或许不是一个好消息。但记者正常采访发现，一些年轻人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已经加入了“不买房一族”。
中国社科院于去年12月24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也显示，更看重个人价值的90后大学毕业生有几率会成为“不买房一代”，他们更希望提升个人的生活品质，而不愿做房奴。据国际在线报道称，蓝皮书在调查时还曾设定一个情境：给这些年轻人一笔相当于住房首付的钱，他们是否会选择买房？结果显示，有超一半的人没选买房，而是会选择创业，或做更有成就感的事情。
“对于大多数刚从校园里走出来的年轻人而言，买房不是那么容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汪利娜说，工作尚不稳定，收入不高，个人也只有少数金融实物资产积累，假如没有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持，年轻人很难“一步跨到”买房阶段。
这一点，在大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2014年12月，共青团北京市委发布的《北京青年就业人员的住房状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大约1/4的北京青年就业者处于“月光族”或“负翁”状态，只有38.9%的“富余者”和28.2%的“小有结余者”居住在自有房屋中。而其余大多数人，还在为存钱凑购房首付款而努力。
“高额的房价，让青年备感焦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主任李春玲是《报告》的撰写者之一。她说，在北京这样高生活成本的特大型城市，将近一半的受访青年认为，“房贷或房租”是日常开支中最大的一笔。在支付了房租和日常生活开支后，大部分受访者每月余款“所剩无几”，难以凑齐首付款。
以北京为例，《报告》显示，参与调查的青年人群中，60.9%的管理人员、56%的专业方面技术人员、44.3%的办事人员和61.4%的蓝领工人，户口都在外地。
“无论他们是否获得北京户口，都需要在北京居住，或是购房，或是租房。”李春玲说。2011年，北京市公布了关于贯彻新“国八条”的“京十五条”。新政规定，非北京市户籍居民家庭、没办法提供本市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非北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京向其售房。
“这也导致很多北漂青年，连买房的资格都没有。”李春玲说。
买不起房或买不了房，租房自然成为很多年轻人解决居住问题的首选。然而，现实情况是，很多人了解生存艰辛的第一课，也是租房。
“几乎每个租房青年都有过一段辛酸史。”李春玲说，“比如房屋中介的欺瞒行为、房东涨房租的要求、居住条件差等，都有几率会成为他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报告》中反映出的北京年轻人的住房情况，曾一度让李春玲感到“意外和吃惊”。
《报告》显示，租房或住集体宿舍的青年就业者，比重达到被调查者的近2/3。楼房虽是首选，但也有不少人住在地下室或平房。其中，农民青年租住平房或地下室的比例接近2/3，蓝领工人的比例也超过4成，另有近20%的管理人员、近15%的专业方面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也是住在地下室或平房。
调查还显示，超过一半受访者的租房形式是合租。近1/3的蓝领工人、约1/5专业方面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16.5%的管理人员，租住的房子在11平方米以下。
流动性强则是这些租房青年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报告》称，平均每7.2个月，他们就要搬一次家。
“蚁族”概念的提出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长期从事青年住房现象研究。他在“北京市青年住房状况调查”中发现，近5000个受访者中，租住在保障性、政策性住房里的青年仍然很少，只占4.6%，而群租房、低矮平房及地下室等“非正规房源”，占据相当比例。
面对一些青年“自愿不买房”的选择，汪利娜认为，这是中国人传统的置业观念在改变。在她看来，当今社会，年轻人工作流动性强、新机遇多，“确实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未来全部拴在房子上”。而此时，完善租房市场就变得更迫切。
“在国外，租房是很普遍的事情，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买房。” 据汪利娜介绍，众多发达国家的住宅自有率并不高，美国住宅自有率为66%左右，而德国仅为40%到50%。像纽约这样的国际化大城市，住宅自有率仅32%。
但汪利娜强调，国外之所以能比较潇洒、大胆地靠租房过一辈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地租房体系已经很成熟，租房和买房的性价比没有过大差别，并且，还有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进行约束。
尽管我国多年前就推出了“公租房”政策，但汪利娜认为，目前“公租房”由于地段远、人员比较杂、配套设施不到位等诸多短板，导致其运营状态并不理想。她认为，政府应着力发动民间力量，有效利用社会上的闲置房源。
“目前，很多人拥有两套房、三套房，民间的存量房分布是广泛的，如果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可以大幅度降低上班、通勤的时间。”汪利娜认为，政府不要说明事都代替市场去做，可优先考虑用经济手段去“盘活”它，引导社会提供有用的房源。
她建议，政府不妨对提供租赁服务的房主少征或免征部分税金，还能够最终靠网络、报纸、广告等形式，给租赁双方提供平台，方便他们自行交流。
汪利娜还提出，政府也应在“规范中介服务”方面下功夫。“比如，在国外，租房的价格是要参考全市的平均价的，只允许三年涨一次，不能大涨大落。” 汪利娜说，“同时，对服务费用也要做到合理限制。”
“租赁市场，就是要弥补售房市场的缺陷。” 汪利娜说。李春玲认为，缓解青年住房困难，是提高青年社会满意度和个人幸福感的有效手段。“在无房一族慢慢的变多的今天，逐步改变租房青年的窘迫生活状态，是政府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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